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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12-01
普罗米修斯的勇猛,及众神的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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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对音乐理解的深入,我越来越坚信着这样一个理念:音乐不论性别、年龄、肤色、种族、身份、地位、国界、贫富,任何人都权利去拥有它。音乐拥有一种沟通的魔力,是它从根本上打破了美国长达几个世纪以来的黑人与白人的隔阂,是它让第三世界的年轻人走出专制政府的黔驴政策,是它让互不相识的人们为了同一个目标聚集起来,以此体现人类团结的伟大力量。

但是,在小理查、雷查尔斯、披头四、鲍勃迪伦等以唱出全球性声音为己任的艺人老去后,在此后的四十年里,本该越发大众化的商品化音乐却演变成了上流社会、小资阶层及文艺青年们的专属品,特别是跨入21世纪,此现象愈加剧烈。在中国,有十数亿人生活在农村,他们的音乐生活是空乏的,所谓的劳动号子只是为了应付从石头森林远道而来的几只碰壁苍蝇的骚扰。沉默的他们一如我们沉默的祖先,唯一不同的是,他们已经从主人变成了服侍主人的人。

直到2002年的冬天,一位来自西部的民间艺术家,以一声虎狼版的嘶吼拉开了全民性的歌唱运动。他,叫刀郎。他用最血性、最直接、最粗痞的方式唱出了社会底层劳动人民的心声,而与那些自我标榜“根源”“草根”的民歌手来说,他的听众不仅仅是酒吧中的聊聊看客,而是带动了十亿人民的放声歌唱。自此,刀郎一跃成为了亿万农民及农民工兄弟心目中的英雄。在城市的每一处工地里,随处可以听见穿着已经分辨不清原来颜色的廉价衬衣西裤的农民工用他们最不加修饰的声音,吼着同样的旋律。

刀郎对于中国歌坛的意义有如鲍勃迪伦,他开创了一个时代。但与鲍勃迪伦对中国青年们的所谓影响不同,人们对刀郎的理解并不只在于其作为文化现象及符号的意义,我们熟悉刀郎的歌曲,我们大声地歌唱着他的作品,并非只是像国内的所谓摇滚青年们只知道鲍勃迪伦德名字,只听过他的《答案在风中飘扬》,就穿着印有他头像的T恤招摇过市,而刀郎却是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给与大众聆听与歌唱的权利。在他的身后,无数的跟随者顶着“恶俗”的罪名将音乐的全民化推至高潮。《两只蝴蝶》是另一座高峰,歌者庞龙用一个最简单明了的比喻,把凄凄惨惨的梁祝传奇打扮得喜气洋洋,并赋予其独到的乡土气息,使得这首歌红遍了中国所有的农村。包括那些久未露出欢颜的中年人,也舒展开紧缩的眉头与皱纹,让心情如蝴蝶般飞舞。庞龙,哥们好样的!

长久以来,广大的中小学生音乐市场一直是被忽视的,使得我们的未来要在懵懂之际便迫不及待地接触到所谓的情情爱爱。已经无数次地看到缺着门牙的孩子唱着“我们的爱”“分手快乐”之类,难道你不心疼吗?这个时候,杨臣刚和他的《老鼠爱大米》如福音版降临。这首歌是一个境界,它把所谓的男女之爱外化到广义的爱,狭隘的个人小天地被扩展至无限宽广处。亲人可以爱,朋友可以爱,充满爱的世界是如此美好。

紧接而来的花儿乐队在果断放弃了所谓的流朋之后,彻底地与绿日、闪亮一八二说再见,转战青少年领域。虽然他们依旧没有改掉过往的爱好抄袭的老毛病,但毋庸置疑《嘻唰唰》的本地化策略做的确实很好,让幼儿园的老师们不需要再去教那什么“两只老虎跑得快”之类的老掉牙,填补了儿歌市场长久以来的空白,让祖国八九点钟的太阳终于有歌可唱。
许多朋友都认为我以上所说都是极力的讽刺、挖苦、嘲笑,但本人以信誉及性欲保证,上述完全出自本人的真心,没有半句序言。虽然我个人不听刀郎、庞龙、杨臣刚、瓜儿,但是我无法否认他们所做出的贡献。他们勇敢地把音乐从炫耀性质的宝座上摘下,而放进广大劳动人民的包包里,他们是真的勇士,堪比舍身为人类盗取火种的普罗米修斯。如果您还是觉得我在恶搞,那也没办法,狼来的故事总是那么地一再上演,只能怪我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