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07-21

    乐评新浪潮

    曾经,乐评人是一个令人敬畏的狠角色。他总能为你介绍那些你从未听过的、光怪陆离的音乐,家中藏宝无数;他总能收到各家唱片公司寄来的唱片,每天做的工作似乎只有“往垃圾桶里扔掉那些难听的唱片”而已;他成日穿梭于各个摇滚乐演出的后台,并和各路摇滚乐手勾肩搭背,喝酒作乐;他具有神奇的魔力,能够凭一己之力把一张唱片推上神坛或打入地狱。但互联网的诞生和普及似乎改变了这一切,所有的人都能通过互联网获得无穷无尽的音乐,同时把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发表出去,每个人都拥有了自己的唱片库和小喇叭,随之而产生的“乐评无用论”也盛嚣尘上。时至今日,乐评真的没有存在的意义了吗?如果还有的话,会是什么?

     

    【忆往昔,峥嵘岁月】

    乐评作为一种针对音乐作品发出评论的文体,谈论其在当下是否还有价值,首先我们得知道它在过去曾经有过怎样的价值。(本文所说的“乐评”,是区别于古典音乐领域研究外的其他音乐类型,在此特别注明。下同)。

    长期以来,官样文艺一直占据着中国人民的娱乐生活,直到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才有所改变。1987年,一本对于全国音乐爱好者影响重大的《音像世界》在上海市衡山路739号诞生,该杂志不仅翻译及介绍大量的欧美音乐,还开始较为系统详地介绍包括崔健、魔岩三杰等在内的内地音乐、港台音乐等,并真正意义上在内地建立了“乐评”这一概念。那时,乐评人的具有着开天辟地的极其重大的作用,他们为国内乐迷嗷嗷待哺的乐迷推开了一扇门,带来了另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每一刻都是崭新夺目的。

    对此,张晓舟表示,自己是“打口一代”,稍晚于崔健他们的“翻录时代”。在音乐极度匮乏的时候,他开始了最初的写作,但那时什么都热衷什么都乱写,不只写音乐,甚至并没有想过自己写的就叫乐评,“乐评人”这个称呼是后来才有的,只是自己正巧经历了那一个“荒蛮的时代”而已,“写音乐也是寻找自我的过程,可以说那是畸形的,不专业的,也是过时的,但可能这也是有趣之处。”另一位无需介绍的乐评人杨波则这样回忆自己的这段经历:“1998年到1999年之间,我为了买唱片、买打口磁带会不顾一切地跑到全国,从南到北,从广州到天津。那时候,我对资讯的占有欲望是极其强烈的,每得到一张新的唱片,我会抛开一切所有的事情,十几遍、甚至上百遍地去听它。我想知道这些乐队唱的是什么,他们都在干些什么。我会拿出英汉词典,把唱片内页里的每一处都翻译出来。因为那时候没有互联网,除了内页之外,我找不到其他任何资料。我对所有的唱片都很好奇,我渴求所有的资讯。但这一切对唱片的尊重都是建立在‘难以得到’的基础上的。”

    那一年,乐评人和音乐一样,如此神圣。

     

    【信息化时代下的乐评】

    互联网的出现,套用苹果公司的广告语,便是:“Everything Changed.”

    在“蛮荒时代”,大家都觉得乐评人的牛逼之处是在于能给咱推荐前所未闻的好音乐,但互联网抹平了乐评人对资讯的占有优势,许多豆瓣网友听过的专辑或许不比乐评人听过的要少。当音乐之获得不再成为难题,当Web2.0大潮下的SNS、Blog、Tag、Wiki、RSS、Twitter取代乐评人而成为音乐最重要的推荐机制,每个人都成为了内容的建设者和知识的搬运工,乐评不再成为精英的特权。当所有的人都可以能够推荐自己喜欢的音乐,自由发表自己对于音乐的见解的时候,乐评似乎变成了一个零门槛的事情。

    对于“泛乐评”写作,乐评人杨波和张晓舟都表示出了一致的认可。杨波指出,乐评的普及已经到了“人尽可夫”的状态,人人都可以谈音乐,这体现了时代的进步。张晓舟则特别指出,他所代表的“打口一代”最初接触音乐是断层的,经常会有很多东西找不到、听不到、甚至根本不知道,知识和审美经验残缺,但网络消除了这个阻碍了。许多专注于某个领域资深的乐迷应运而生,其对所属领域的深入程度比那些赫赫有名的乐评人或还要厉害得多,张晓舟说这是大好事,自己也从中受益很多,他说这是“维基乐评”时代,“外界称我为乐评人,约定俗成的一个帽子,我只是资深乐迷而已,但也没必要矫情地非要摘这个帽子。大家都可以乐评,你们全家都乐评!”

    随着互联网产品的更新换代,乐评遍地开花,可众乐霸们也没有闲着,他们热烈地拥抱新事物,除传统的博客外,更通过微博、播客等自媒体传播着自己的观点。张晓舟在开通微博依然犀利,目前已有近8万粉丝,聊音乐聊足球不亦乐乎;另一位乐评人贺愉则有播客“迷失音乐”,介绍各种冷门的品种,同样受到小众追捧,还进驻了豆瓣DJ频道。

    随之而起的还有“乐评无用论”,不少人认为当下乐评已没有存在的意义。对此,杨波打了一个比方:现在许多人都买得起小汽车,但你能说公共汽车是没有价值的吗?

    BTW,杨波在说完这话的两天后,他和笔者所身处的广州,宣布实行汽车限购令了。

     

    【暗流:乐评沦为商业的帮凶?】

    谈乐评的“无用”,乐评的推荐功能之大幅度降低是一码事,网络化乐评写作的水准参差不齐是一码事,但更重要的或许是因为乐评被收编成了唱片公司在宣传推广中的帮凶。这些没有任何说服力的文字直接拉低了大家对乐评的印象分。

    和电影产业一样,唱片业中也存在着大量的关系稿、枪稿、红包稿,报酬从几百到上千不等。拿人手短吃人口软,这部分的乐评自然不会存在客观分析和理性判断。身体力行的摇滚乐评人杨波对此当然深恶痛绝,“乐评最怕的是用屁股决定脑袋。乐评不能作为唱片公司的爪牙,不能作为朋友的人情。这是对自我的侮辱。这才是对乐评最大的伤害。”他认为,流行音乐的品质一定是差的,但大家喜欢听,你要去评论也无妨,可必须针对流行音乐这块发表看法,而不是将它鼓吹到怎样的艺术高度。对于杨波来说,他只会去写自己感兴趣的东西,或是认为它具有社会意义的音乐。如果容祖儿有一首歌引起了某一种社会反响,他会从音乐事件、社会事件去写,但绝不会拔到怎样的高度。

    张晓舟同样对红包乐评不齿:“有的后来的乐评人,他们听很多的流行音乐,和唱片公司走得很近,不如干脆去做唱片公司,做企宣甚至老板。拿了红包至少也可以把文章写好,问题是文章也不大像样。现在唱片业那么衰,估计红包乐评也快消逝了。”他认为那种寄存于唱片业的“乐评人”已经被无所不在的“评委”取代,“以后靠嘴巴和投票就行了,写字多累啊。”张晓舟觉得各种榜和颁奖,还有音乐比赛,以及由此衍生的评委,是唱片工业的一部分,但他只是个唱片工业之外的旁观者。

    “所谓评论家,首要的肯定是提供审美标准和艺术坐标。”张晓舟再次强调。

     

    【音乐恒久远,乐评永流传】

    “乐评人根本不是一个职业。谁也不能靠着写乐评养家糊口。即使有的杂志邀我写稿,给到千字千元,但那又怎么样呢?能靠写乐评赚的钱买房子吗?。”张晓舟如是说,“对乐评真没必要羡慕嫉妒恨,我最早写音乐千字三十大洋,记得颜峻当年被某音乐报拖欠了几年稿费,最后好像也只拿到一部分,有家报纸欠我的稿费甚至最后一直分文没付。音乐尤其是摇滚乐在这个国家是比较低端的,利益有限的。你要从写文章捞什么,最好得去艺术圈混。”

    “我发稿是很困难的。国内只有屈指可数的几家媒体愿意发,还都是看在我们多年的交情上。”杨波坦然地表示。

    或许,现在的年轻乐迷每日接受各种讯息的轰炸,第一时间通过网络接触到最新的唱片,对音乐早已审美疲劳,不会太过在乎它,也不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去了解它。年轻的一代无法想象十多年前的先行者是怎样用顶礼膜拜的姿态去对待每一张唱片的,即使其中许多唱片今天看来还不算是优秀的音乐。

    “当年可能只听了100张爵士唱片,就开始写爵士乐;可现在如果你不听上1000张爵士唱片肯定写都不敢写,但也不能因此嘲笑当年的胆大妄为。在中国大陆八九十年代,听摇滚乐爵士乐是一个特别的事情,不像港台。也许我们把音乐看得太重了,它成了一种稍嫌畸形的生活方式,而音乐的修炼需要常态的积累,需要修养而不只是热血,而我们是砸锅卖铁大炼钢铁。”杨波接着补充到:“我出生于1974年。如果我是一个出生在英国的孩子,我的爷爷辈、父辈都是听着不同阶段的音乐长大的,我会在90年代的某一天,因为突然听到The Doors、B.B.King的音乐而感到无比兴奋吗?我们缺乏音乐的传统,许多音乐发展的基础脉络对于不少听过海量唱片的中国乐迷来说还是一塌糊涂的,这部分由乐评人去理清,还是有必要的。”

    除了帮大家串联起这些音乐碎片,乐评人在中国这片特殊的土壤里更重要地在充当着亚文化旗手的角色。杨波说:“中国的乐评人在某个概念上更像是西方摇滚乐的传播者。他们不仅是单纯的音乐传播者,更是西方观念的传播者,一种迥异于常人的价值系统的传播者,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鼓吹者。音乐更像是一个借口。”张晓舟也深有同感:“中国的处境很不一样。为什么我经常会和人吵架,我攻击别人但更受别人的攻击?那是因为我一直处在这个极端的环境里面。无论如何,乐评最大的价值在于分享,或者说写作本身就是为了分享,而不是谁比谁牛逼,谁听的东西更牛逼。是不是乐评人不重要,重要的是把自己的东西尽量写好就是了。乐评归根到底是一个皮条客,不要挡住音乐就是了。”

     

    (刊于《音乐时空》)

    分享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