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海航行靠舵手

　　还记得那会儿我那学校只有两栋教学楼，每栋都只有三层，共十二个教室，一个年级就占一层楼，分四个班。一到三年级在南边，四到五年级在北边，我就从南楼的一楼霍地一下上到了三楼。这两楼台阶人家可是要用两年去走的。一想到这个，我心里还是比较高兴的。

　　功课方面并没有太大的困难。主要的两个科目，语文自不必说了，我在那个时候开始看《悲惨世界》，对付小学课本自然没有问题；数学就更简单，我都自学幂函数了。每次考试，我总是拿一百分，这是肯定的。但我的同桌却说我很坏，明明题目对于我很简单，可就要装作绞尽脑汁的样子，每道题目都是想了又想，算了又算，检查了二三十遍之后才把最终答案定下来。这让喜欢传抄我的答案的同学们都得跟着我涂涂改改，手忙脚乱。而且我还经常给给人下套，比如有一次考数学，有一道判断题是这样的：“小红家到少年宫的距离是1250米，小红从家到少年宫走了20分钟，每分钟走多少米？这是是求路程的题目。”题目要求在后面的括号里对的打勾，错的打叉。我同桌一看，我的试卷上这题打了个“√”，她也赶忙跟着打了个“√”。后来试卷发下来之后，才发现原来我当时用手指把下面的部分遮住了，其实这应该是个“×”。所以同学都说我这人很坏，连同学都使诈，将来一定会诈骗银行被拉去枪毙的。

　　说到枪毙，这是我们小时候都很熟悉的事儿。我们小镇上有一条铁路，大人们说沿着它往北走就能上到北京，我妈说大串联的时候我舅舅就曾经和一大帮同学沿着它一直走，想去北京见毛主席，可走到湖南长沙就嫌累坐着火车回来了。我想我妈这话是唬我的，我舅舅应该是坐火车去的，然后串联结束了，不能白吃白喝白坐车车，被迫沿路行讨步行着回来的。且说我们常在放学及节假日时候去铁道旁边玩，铁道旁有很多树，树上开满了花，比公园里的玩具火车好看多了。我们也曾沿着铁路往北走，可没到北京，就先碰到了一个刑场。有一次就正好在边上看警察叔叔枪毙死刑犯。一警察叔叔手持一把黑漆漆的不知道口径也不知道是全自动还是半自动的手枪，就站在犯人的身前，两人相隔不超过三十公分。犯人则由另外两位警察叔叔按着，反拷着的双手似乎还带着镣子。一切就绪之后，那行刑主要负责人的警察叔叔用枪抵着那犯人的右边胸口，崩的就是一枪。那犯人闷叫一声，血水就好像刚挖着了地下水似地涌出来，还溅得那警察叔叔一身子。随行的法医赶忙走过去，一摸脉搏，还没死哪。随后就用围观的群众们嚷嚷，喂，这位警察哥哥，你打哪边啊，心脏在左边！那警察哥哥估计是头一回执行任务，太紧张了，于是他又抖擞了精神，一下子往躺在地上的死刑犯左胸上连开两枪。被处决者在中枪是抖了两下，也没了动静了，围观的群众这才散去。要知道，处决犯人在任何时候都是要先游街示众的，然后再被枪毙，在小镇上可是万人空巷的事儿，而行刑现场也总是场场爆满。每听说有人要被枪毙，管他是犯了什么罪，总之是要早早地就要去占个好位置的。俗话说，没吃过猪肉总见过猪走路，所以，小镇上长大的孩子对枪毙这件事都是非常害怕的，我们相互间的诅咒用语也是枪毙，玩的警察抓小偷、小偷被抓到也是要枪毙的。他们用枪毙来攻击我，可想而知我是多么可恨。可转念一想，这又是人之常情，只要枪毙的不是自己或者是自己的亲人，每枪毙一个别人，就等于给自己上映了一场电影。我们每个人后来都看了不下三场这样的电影。

　　可甭管怎么说，现在我可是每次考试都稳拿第一，管我使诈还是怎么的，谁教你们不自己专心作题，要派我的同桌来刺探答案，然后再放射性传播呢。还记得我妈那大悲咒么？小乖乖，快高高，长大大，读书书，考试试，拿第一。就算我跳了两级，可还是拿第一。但是，拿第一之后要干什么呢？我问我妈，我妈说，考第一就能上重点初中啦。我问，那上重点初中又干嘛？我妈说，上重点初中就能上重点高中啦。我问，那上重点高中又干嘛？我妈说，上重点高中就能上重点大学啦？我问，上重点大学又干嘛？我妈这个时候就答不上来了，估计她可能有想过上完重点大学就能赚大钱这样的答案，可似乎感觉两者间也并没有存在必然的联系。她的儿子数学这么好，逻辑推理思维一定很强，经不起推敲的东西不能够随便说出来。而且，万一说了赚大钱这个事儿，那我再继续逼问下去，即使把改善生活、娶媳妇儿、赡养父母、做国家栋梁民族脊梁、造福全人类这些都搬出来，凭着我坚忍不拔的性格，非得把土馒头供出来不可。这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实在是太沉重了，而且因经常观摩真人版警匪片电影大结局的缘故，我对土馒头的认识还只停留在痛苦的非正常死亡上，所以我妈不得不就此打住。可她又不忍心看着我眼巴巴水汪汪的样子，于是就说，上了重点大学之后，你就可以想干嘛就干嘛啦。

　　没想到，偏偏是这样一个不负责任的回答把我给哄住了。我心想，那我一定要上重点大学，因为那时候就可以不管老师安排的座位表，想坐哪就坐哪了。

　　为什么我其他好端端的不想，就想这座位的事情呢？想干嘛就干嘛，这无边无际无法无天的权利不是比皇帝老子还要爽吗？人人都说皇帝好，可皇帝还得每天四五点就醒来上早朝，要是某天想和哪个妃嫔睡个懒觉，就有臭屁诗人做诗个什么“君王从此不早朝”讽刺一下。而且，做皇帝还得一年到头忙个不停，除非是做个昏君，否则皇上能有什么自由？可我妈说，上大学就比皇帝老子还大，那我为什么这样安贫乐道地只想着个课室里的位子？

　　说白了，就是那时坐在我旁边的女生太不对口。刚才忘了介绍我的同桌，那小三八姓史，老爸是一个矿井里的包工头，她在家里排行老大，下面还有一个弟弟。我讨厌她不仅是因为她每次考试都要充当班上其他同学的线人，更重要的是我认为她实在太过不伦不类。

　　这种不伦不类首先表现在穿着打扮上。那个时代以及那个年龄，绝大多数的女生还是处于追求美的萌芽阶段，真正把它上升为一种自主自觉的行动上的追求还需要再发育几年。可史氏则不然，她有一种超年龄段的臭美。她最喜欢把一头长发梳成两个羊角辫，上身穿一件白色的贴身小衣，且领口很低。外面再罩一层橘红色的小马甲，那马甲还很短，只能勉强护着胸部，整个腰部都露了出来。这使得她看起来腰很细，略微突起的胸部在遮遮掩掩之下更加出类拔萃。而班上其余女同学这个时候上身还都是坦荡如砥的，她们都觉得她不伦不类，我也跟着觉得她不伦不类。

　　其次，还表现在对待异性的态度上。我们知道，中国学校的座位编排制度历来是别具韵律的。小学的时候，我们最强调男女授受不亲，哪个小王八蛋敢和女生玩，他一定会以宗教异端之名被大伙实施种族隔离。可全中国的老师都违背公民意志，让小学的男生女生坐在一起。中学的时候，我们又都处在异性相吸的青春期，同性在一起聊的话题也离不开异性。可全中国的老师又再次违背公民意志，让中学的男生女生分开来坐。当时我所处的三年级，绝对属于第一阶段，在桌子上划一条三八线是最流行的做法。如果谁一不小心越过雷池一步，就会受到相应的惩罚。惩罚的形式种类很多，一般按照当事人事先的约定执行，如掐一下之类。由于五四革命对封建思想的扫荡卓有成效，我们对男女共学这一件事情已经不像一百年前那样视为洪水猛兽，大家的阶级对立思想觉悟性虽有，但警觉性不足，因此越界情况时有发生。久而久之，大家逐渐发现，原来你掐我一下我掐你一下也不是什么坏事情，甚至称得上是有趣。

　　史氏和我也划三八线，当是我们的惩罚方式很所有人的都不一样。她说，如果你不小心越界了，那就要抱我一下。我问她为什么，她说，你这么喜欢往我这边靠，那我干脆直接让你抱抱好了。

　　这一情况让我很苦恼，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就算我时刻牢记着以阶级斗争为纲，但稍不小心就会犯事的，就像苏秦头悬梁锥刺股实际上并不是想要自残，即使那时候不流行《孝经》，他只是想通过这一心理暗示来让自己不要打瞌睡。可光这样是不够的，还得接受一点切实的教训，痛了几次之后自然会养成条件发射。到了最后阶段，他的头稍微一点就会自己动手拔自己一根头发并锥自己大腿一下。我和史氏到了后面的时候也这样，我只要胳膊肘稍微突出了半厘米就会顺势抱着她。她亦如此，而且她抱人的方式很古怪，总是双眼平视前方，上身整体保持前向，只伸出两只手，有点八爪鱼的感觉。这样的惩罚方式在全班都学看来都不伦不类，所以我也认为这是不伦不类的。

　　尽管如此，史氏却不在意她自己是否真的是那样的不伦不类。我有时候也想告诉她，其实我觉得你并不是那样的不伦不类的，不然我和你天天朝夕相对，岂不是我也不伦不类了？可我又觉得这样的话似乎又太自私，只好作罢。

　　接下来该说一说我妈为什么不愿我一下子跳这么多级。众所周知，出色的儿女总是能给父母带来许多好处。暂且不说养老之类的话题，咱就说一点务虚的。几个年龄层在三十至四十岁之间的女性，闲暇时分聚在一起，谈论的话题大多牵扯到自家儿女。谁谁谁的女儿钢琴单簧管古筝考了多少级，谁谁谁的儿子全国奥林匹克数学物理化学竞赛拿了多少等奖，这些都是为父母脸上挣光的活儿。除某些对受精卵特别敏感的人之外，儿女的聪明实在不坏。实际上，外界给与自己儿子的夸奖也让我妈很受用，她代表了天下所有的父母在这方面的谦虚态度，嘴里说着No No No，心里却嘀咕着More More More，这和日本AV女优的“呀咩爹”有异曲同工之妙。她担心的理由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害怕儿子的脑袋虽然不差，但身子呢？他的身体发育能够跟得上班里其他同学的步伐吗？如果一下就把他扔到六年级，全班的男孩女孩都在变嗓子，那就他一个人的声音不能辨雌雄，那多不好意思啊。再说，高年级的学生个个人高马大，根据弱肉强食这一自然界及人类社会铁打不动准则，就你这一丁点，难保不成为全班取乐子的对象。为了儿子的心理健康及身体健康着想，还是把这事儿缓一缓，让他先上上三年级，适应适应再说。

　　我妈的方案一提出，作为当事人的我是没有意见的，这点前面已经说过了，可最后还得经过校长拍板。说来也巧，那校长正是我家楼下周大娘的丈夫的弟弟的初中同学，也算是有点门道，为了尽早促成此事，别让那原本应该去计生办宣传科工作的疯婆子再来公司里闹，我妈决定私下里疏通疏通。于是，她一手领着我，一手提个塑料袋，袋子里装了烟酒水果若干，就往校长家去了。

　　在出发之前，我妈百般交待，到时候如果校长伯伯问你什么，你要视具体情况来回答。我问什么叫做具体情况，她说也就是具体到每一个问题的难易度。我问这个难易度怎么判定，她说就是和你普通年龄段的小朋友回答这条问题的正确率。我问我怎么知道其他小朋友会不会答，她说也对。最后还是我聪明，和我妈商量了一个主意：如果需要我答对的话，我妈就保持沉默；如果需要我故意答错的话，我妈就干咳一下。我妈问我说，宝宝，你怎么想到这样一个天才的办法的？我说，我看到家里有亲戚来借钱，你一咳嗽，我爸就说他突然觉得头晕要进里头休息一下了。

　　一切都交待好之后，我妈和我无不显得胸有成竹。于是，这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小学生智力水平测试便开始了。

　　——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

　　毫无疑问，这个问题我是一定要在0.6秒内作出反应的，否则，我不仅不聪明，而且更有可能是一个智障。于是我毫不犹豫地回答到：邹小二。接着再问：

　　——今年多少岁了？

　　同上，清爽地答到：六岁。

　　——那你喜不喜欢上学啊？

　　这个问题有点棘手。扪心自问我是应该喜欢上学的，倒不是什么热爱学习，只是因为学校里面有许多很可爱的姐姐陪我一起玩。但是此时此刻我不知道这个问题对于绝大部分六岁小朋友来说是怎样的一个回答，事先也没有来得及在班上暗中做过民意调查。这个时候，突然听见我妈两声轻咳，这是要我装蒜的信号。那我也就不管了，就和自己所想反着说。我撇了撇嘴，略略把下巴一收，说道：不喜欢。

　　——为什么呢？

　　为什么？就因为我妈提示我呗。可我知道不能把这说出来，谎话一旦出口就得不断圆谎。估计所有六岁的小朋友都不爱上课，都爱玩，柏拉图就说爱玩是儿童的天性，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在校长前面我是否应该装得成熟点、积极点，抑或是单纯点？我偷偷地用眼角瞟了一眼我妈，她没有想要动作的样子。可这到底又是什么意思？难不成要我说真话，把她给供出来？

　　在这一刻，我猛地明白了一个道理：原来世界上有许多问题的答案是无所谓对与错的，或者说它不存在绝对的对错。在我看来，在我妈看来，在校长看来，关于我爱不爱上学、为什么爱或不爱上学的问题，大家心目中的评判标准都不一样，各人都有个人的一套。我认为去学校排解寂寞是对的，可我妈或许认为去学校读书将来考上清华北大是对的，而校长估计是想着我在学校既不惹事生非又能给代表学校参加这样或那样的比赛活动、为校增光，这是对的。一个人在众口难调的情况下，在心底保留自己最坚定看法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迎合最需要迎合的大众或小众，这就是适当的。在这电光火石的一刹那，我顿悟了这一条所有人都会在将来渐悟的处事之道，除了作为我小时了了的锦上添花外，更加重要的是让我能抛开顾虑，顺利地完成了后面的智力测验。

　　我是这样说的。校长伯伯，关于这个喜不喜欢上学的问题，我认为不能一概而论，必须得具体到每个局部。原则上来说，我是不喜欢上学的。从我刚生下来开始，我的妈妈每次哄我都是不厌其烦地重复着那几句话：小乖乖，快高高，长大大，读书书，考试试，拿第一。时候我总是被迫停止哭泣，否则就会被这大悲咒给念死。可没想到，我妈却以为我很爱读书，一听到这个就不哭了，以后就变本加厉地念这个咒。于是，读书考试就成为了我襁褓之中的梦魇。但是，当我来到学校上课的时候，发现读书挺有趣的，比我妈妈说的要丰富得多。特别是有很多同学和我一起玩，还有老师给我们上课，还有校长您这么关心我们，所以我又慢慢地喜欢上学了。

　　这一刻是我今后泯灭良心的开始。从此，我要么不说话，说的大多是大话，且大话从来不经大脑直接条件反射出来了。那校长听了似乎也挺高兴，觉得这个孩子挺实在，又挺聪明的，把他放到六年级怕缺乏辨别能力，一下就学会了疏中分头、早恋之类的。还是先在三年级读着吧。于是，这事就这样定下来了。

　　后来，那校长还让我答了附加题，说是要我给他讲了一个故事。我给他讲了《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说到阿里巴巴的哥哥被强盗斩成四块的时候，我用右手连续划了两个X字，让正在削苹果的校长老伴差点没把刀子掉地下。说到阿里巴巴让他的妻子用油烫死那班藏着的强盗时，我嘴里发出“嗞呲”的声音，差点没让正在喝茶的校长把茶水给喷出来。最后还是我妈打圆场。这孩子，做事情就是特认真。

　　俗话说，小时了了大时未必，这是很有道理的。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我叫小二，男，汉族人，自小生活在南方的一个名叫曲江的小镇上，今年20岁，为某高校四年制本科大学应届毕业生。如果你循规蹈矩地掰着手指头数，得出的结果是我三岁就开始上学前班。这当然是扯淡的，那时候估计我还屎啊尿啊都往裤子里屙去。实际的情况是，我和所有的小朋友一样，六岁始上小学。可因为其他的小朋友还在bpmf的时候，我就能默写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还会用算盘进行九位数的加减乘除。这让老师大为吃惊，觉得这个小二这个孩子太过天才，应该一下就跳到六年级，准备考市里的重点中学去。据我母亲回忆，那时候班主任还曾经亲自登门拜访，说如果不让他跳级的话，阻碍他的智力发展也就罢了，更严重的是，要是让我老计算些一加一等于几的问题，不免会对老师及周围的同学的智力产生怀疑，自然而然地瞧不起老师、同学，骄傲自满心理与日俱增之下，更有可能瞧不起国家教委精心编排的教材、瞧不起致力于培养四有新人的学校、瞧不起循序渐进的九年制义务教育、瞧不起党和国家……总之，后果要多严重有多严重。

　　可我妈不这样想。她从来不认为自己儿子是个天才。她知道儿子会念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不过是因为家里那本《诗经》中的女子插图比别的都多。当我在描摹上面的淑女图时，顺带把旁边的字也给抄上去了，所以我会默写，但我完全不知道那什么意思，甚至不知道那“雎鸠”该怎么念；会算方程组，则因为我爸是一个从事银行柜台工作多年的老会计，闭上眼睛都能把算珠子打得噼里啪啦，每次单位里组织业务技能大赛总是拿个珠算第一名，奖品就是一架算盘。而我爸那时候又很抠门，不舍得给我买玩具，我哭着闹着的时候就随便给我个算盘凑合着。刚开始我总是把它放到嘴里，可当我发现它不好吃的时候，也就学着我爸的样子拨来拨去，因为我觉得那珠子撞击的声音很好听，也没想到一年之后我就这样学会了珠算。可当我的妈妈试图向老师解释这一切的时候，老师却不干了，她说，哎，大姐，你这么谦虚干嘛呢？生了个天才儿子多好啊，你怎么还不承认呢。噢，我明白了，人家说，在双方性高潮的时受精的卵细胞，发育后生下的孩子一定很聪明。据说秦始皇能统一六国，就是拜他老爸老妈某日突发奇想、跑到城郊的一块菜田里野合、因此高潮迭起而又中标所赐。唉，你是担心别人暗地里说你能生出个这么天才的儿子，和丈夫一定很风流吧。别怕，现在都改革开放了，女性也要解放嘛，追求高质量的夫妻生活有什么不对的呢？我妈当时还年轻，在县里最大的百货商店里担任内衣部的销售部长，而那老师就这么在人来人往的过道中大声嚷嚷。虽然那时我年级尚幼，不通人事，对其说话内容没有任何概念，但从我妈气得差点用胸罩堵住她的嘴的反应来看，那老师一定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估计你已经能从我的描述中发现，那位该死的班主任是个女的。在我的记忆中，我读小学的时候除了美术和体育外，几乎所有其他科目的授课老师都是女的，而能够坐班主任这个位子的也只有教语文或者数学的，所以来给我妈做思想工作的那位该死的班主任是个女的。当然这种推论是正确无疑的。时隔多年，我已经不记得那女老师姓甚名谁了，但有一点我是可以确认的，她没去计生办工作确实是国家一大损失。

　　最后我妈还是屈服了。尽管根据《九年义务教育法》，学校不能把她的儿子开除或怎样，但如果老是有这样的班主任当着大伙的面大声喧哗，影响总是不好的。所以，她采取了一个折中的办法，没让我一下子就跳到六年级，而是送去三年级。我当时也没有说乐不乐意，反正年纪尚小，不懂事，也许有人让我脱着裤子在讲台上摆Pose，估计我也会照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