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07-21

    乐评新浪潮

    曾经,乐评人是一个令人敬畏的狠角色。他总能为你介绍那些你从未听过的、光怪陆离的音乐,家中藏宝无数;他总能收到各家唱片公司寄来的唱片,每天做的工作似乎只有“往垃圾桶里扔掉那些难听的唱片”而已;他成日穿梭于各个摇滚乐演出的后台,并和各路摇滚乐手勾肩搭背,喝酒作乐;他具有神奇的魔力,能够凭一己之力把一张唱片推上神坛或打入地狱。但互联网的诞生和普及似乎改变了这一切,所有的人都能通过互联网获得无穷无尽的音乐,同时把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发表出去,每个人都拥有了自己的唱片库和小喇叭,随之而产生的“乐评无用论”也盛嚣尘上。时至今日,乐评真的没有存在的意义了吗?如果还有的话,会是什么?

     

    【忆往昔,峥嵘岁月】

    乐评作为一种针对音乐作品发出评论的文体,谈论其在当下是否还有价值,首先我们得知道它在过去曾经有过怎样的价值。(本文所说的“乐评”,是区别于古典音乐领域研究外的其他音乐类型,在此特别注明。下同)。

    长期以来,官样文艺一直占据着中国人民的娱乐生活,直到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才有所改变。1987年,一本对于全国音乐爱好者影响重大的《音像世界》在上海市衡山路739号诞生,该杂志不仅翻译及介绍大量的欧美音乐,还开始较为系统详地介绍包括崔健、魔岩三杰等在内的内地音乐、港台音乐等,并真正意义上在内地建立了“乐评”这一概念。那时,乐评人的具有着开天辟地的极其重大的作用,他们为国内乐迷嗷嗷待哺的乐迷推开了一扇门,带来了另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每一刻都是崭新夺目的。

    对此,张晓舟表示,自己是“打口一代”,稍晚于崔健他们的“翻录时代”。在音乐极度匮乏的时候,他开始了最初的写作,但那时什么都热衷什么都乱写,不只写音乐,甚至并没有想过自己写的就叫乐评,“乐评人”这个称呼是后来才有的,只是自己正巧经历了那一个“荒蛮的时代”而已,“写音乐也是寻找自我的过程,可以说那是畸形的,不专业的,也是过时的,但可能这也是有趣之处。”另一位无需介绍的乐评人杨波则这样回忆自己的这段经历:“1998年到1999年之间,我为了买唱片、买打口磁带会不顾一切地跑到全国,从南到北,从广州到天津。那时候,我对资讯的占有欲望是极其强烈的,每得到一张新的唱片,我会抛开一切所有的事情,十几遍、甚至上百遍地去听它。我想知道这些乐队唱的是什么,他们都在干些什么。我会拿出英汉词典,把唱片内页里的每一处都翻译出来。因为那时候没有互联网,除了内页之外,我找不到其他任何资料。我对所有的唱片都很好奇,我渴求所有的资讯。但这一切对唱片的尊重都是建立在‘难以得到’的基础上的。”

    那一年,乐评人和音乐一样,如此神圣。

     

    【信息化时代下的乐评】

    互联网的出现,套用苹果公司的广告语,便是:“Everything Changed.”

    在“蛮荒时代”,大家都觉得乐评人的牛逼之处是在于能给咱推荐前所未闻的好音乐,但互联网抹平了乐评人对资讯的占有优势,许多豆瓣网友听过的专辑或许不比乐评人听过的要少。当音乐之获得不再成为难题,当Web2.0大潮下的SNS、Blog、Tag、Wiki、RSS、Twitter取代乐评人而成为音乐最重要的推荐机制,每个人都成为了内容的建设者和知识的搬运工,乐评不再成为精英的特权。当所有的人都可以能够推荐自己喜欢的音乐,自由发表自己对于音乐的见解的时候,乐评似乎变成了一个零门槛的事情。

    对于“泛乐评”写作,乐评人杨波和张晓舟都表示出了一致的认可。杨波指出,乐评的普及已经到了“人尽可夫”的状态,人人都可以谈音乐,这体现了时代的进步。张晓舟则特别指出,他所代表的“打口一代”最初接触音乐是断层的,经常会有很多东西找不到、听不到、甚至根本不知道,知识和审美经验残缺,但网络消除了这个阻碍了。许多专注于某个领域资深的乐迷应运而生,其对所属领域的深入程度比那些赫赫有名的乐评人或还要厉害得多,张晓舟说这是大好事,自己也从中受益很多,他说这是“维基乐评”时代,“外界称我为乐评人,约定俗成的一个帽子,我只是资深乐迷而已,但也没必要矫情地非要摘这个帽子。大家都可以乐评,你们全家都乐评!”

    随着互联网产品的更新换代,乐评遍地开花,可众乐霸们也没有闲着,他们热烈地拥抱新事物,除传统的博客外,更通过微博、播客等自媒体传播着自己的观点。张晓舟在开通微博依然犀利,目前已有近8万粉丝,聊音乐聊足球不亦乐乎;另一位乐评人贺愉则有播客“迷失音乐”,介绍各种冷门的品种,同样受到小众追捧,还进驻了豆瓣DJ频道。

    随之而起的还有“乐评无用论”,不少人认为当下乐评已没有存在的意义。对此,杨波打了一个比方:现在许多人都买得起小汽车,但你能说公共汽车是没有价值的吗?

    BTW,杨波在说完这话的两天后,他和笔者所身处的广州,宣布实行汽车限购令了。

     

    【暗流:乐评沦为商业的帮凶?】

    谈乐评的“无用”,乐评的推荐功能之大幅度降低是一码事,网络化乐评写作的水准参差不齐是一码事,但更重要的或许是因为乐评被收编成了唱片公司在宣传推广中的帮凶。这些没有任何说服力的文字直接拉低了大家对乐评的印象分。

    和电影产业一样,唱片业中也存在着大量的关系稿、枪稿、红包稿,报酬从几百到上千不等。拿人手短吃人口软,这部分的乐评自然不会存在客观分析和理性判断。身体力行的摇滚乐评人杨波对此当然深恶痛绝,“乐评最怕的是用屁股决定脑袋。乐评不能作为唱片公司的爪牙,不能作为朋友的人情。这是对自我的侮辱。这才是对乐评最大的伤害。”他认为,流行音乐的品质一定是差的,但大家喜欢听,你要去评论也无妨,可必须针对流行音乐这块发表看法,而不是将它鼓吹到怎样的艺术高度。对于杨波来说,他只会去写自己感兴趣的东西,或是认为它具有社会意义的音乐。如果容祖儿有一首歌引起了某一种社会反响,他会从音乐事件、社会事件去写,但绝不会拔到怎样的高度。

    张晓舟同样对红包乐评不齿:“有的后来的乐评人,他们听很多的流行音乐,和唱片公司走得很近,不如干脆去做唱片公司,做企宣甚至老板。拿了红包至少也可以把文章写好,问题是文章也不大像样。现在唱片业那么衰,估计红包乐评也快消逝了。”他认为那种寄存于唱片业的“乐评人”已经被无所不在的“评委”取代,“以后靠嘴巴和投票就行了,写字多累啊。”张晓舟觉得各种榜和颁奖,还有音乐比赛,以及由此衍生的评委,是唱片工业的一部分,但他只是个唱片工业之外的旁观者。

    “所谓评论家,首要的肯定是提供审美标准和艺术坐标。”张晓舟再次强调。

     

    【音乐恒久远,乐评永流传】

    “乐评人根本不是一个职业。谁也不能靠着写乐评养家糊口。即使有的杂志邀我写稿,给到千字千元,但那又怎么样呢?能靠写乐评赚的钱买房子吗?。”张晓舟如是说,“对乐评真没必要羡慕嫉妒恨,我最早写音乐千字三十大洋,记得颜峻当年被某音乐报拖欠了几年稿费,最后好像也只拿到一部分,有家报纸欠我的稿费甚至最后一直分文没付。音乐尤其是摇滚乐在这个国家是比较低端的,利益有限的。你要从写文章捞什么,最好得去艺术圈混。”

    “我发稿是很困难的。国内只有屈指可数的几家媒体愿意发,还都是看在我们多年的交情上。”杨波坦然地表示。

    或许,现在的年轻乐迷每日接受各种讯息的轰炸,第一时间通过网络接触到最新的唱片,对音乐早已审美疲劳,不会太过在乎它,也不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去了解它。年轻的一代无法想象十多年前的先行者是怎样用顶礼膜拜的姿态去对待每一张唱片的,即使其中许多唱片今天看来还不算是优秀的音乐。

    “当年可能只听了100张爵士唱片,就开始写爵士乐;可现在如果你不听上1000张爵士唱片肯定写都不敢写,但也不能因此嘲笑当年的胆大妄为。在中国大陆八九十年代,听摇滚乐爵士乐是一个特别的事情,不像港台。也许我们把音乐看得太重了,它成了一种稍嫌畸形的生活方式,而音乐的修炼需要常态的积累,需要修养而不只是热血,而我们是砸锅卖铁大炼钢铁。”杨波接着补充到:“我出生于1974年。如果我是一个出生在英国的孩子,我的爷爷辈、父辈都是听着不同阶段的音乐长大的,我会在90年代的某一天,因为突然听到The Doors、B.B.King的音乐而感到无比兴奋吗?我们缺乏音乐的传统,许多音乐发展的基础脉络对于不少听过海量唱片的中国乐迷来说还是一塌糊涂的,这部分由乐评人去理清,还是有必要的。”

    除了帮大家串联起这些音乐碎片,乐评人在中国这片特殊的土壤里更重要地在充当着亚文化旗手的角色。杨波说:“中国的乐评人在某个概念上更像是西方摇滚乐的传播者。他们不仅是单纯的音乐传播者,更是西方观念的传播者,一种迥异于常人的价值系统的传播者,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鼓吹者。音乐更像是一个借口。”张晓舟也深有同感:“中国的处境很不一样。为什么我经常会和人吵架,我攻击别人但更受别人的攻击?那是因为我一直处在这个极端的环境里面。无论如何,乐评最大的价值在于分享,或者说写作本身就是为了分享,而不是谁比谁牛逼,谁听的东西更牛逼。是不是乐评人不重要,重要的是把自己的东西尽量写好就是了。乐评归根到底是一个皮条客,不要挡住音乐就是了。”

     

    (刊于《音乐时空》)

  • 许多歌手每天都想着,怎样才能更红;而容祖儿是则是,怎样才能更有艺术追求一点。

    若干年前起,自打坐稳香港乐坛天后宝座,容祖儿便一直时刻保持着忧患意识。她不断地寻找更多不同类型的音乐人合作,以此拓宽自己音乐的容量。香港年轻乐评人CHIKIN在2010年末盘点一文中,提到她观摩祖儿在演唱会中吉他弹唱《空港》的坚定从容,感到容祖儿随着自身阅历积淀的增加,开始摆脱唱歌机器的印象,对其由此改观。容祖儿在随即的颁奖礼中亦感谢此番肯定,之后2011年交出的作品《Joey & Joey》亦是水准上乘之作,其中与方大同合作的《墙纸》更是近年难得的情意结兼备的作品。趁热打铁,本月祖儿推出第六张国语专辑《MOMENT》。

    容祖儿对上一张国语专辑《很忙》进行内地宣传的时候,通告正好安排到笔者当时所在的公司。实话实说,这采访提纲让我挠破了头。在音乐性上,这张专辑几乎毫无亮点。而今听到《MOMENT》后,心想若当时来宣传的是这张作品,那可舒服多了。翻开《MOMENT》星光璀璨的制作名单,这几乎是结合了香港、台湾两地乐坛当下最优秀的制作团队。首波主打,方大同的《活该》用标准的黑人骚灵乐设下擂台,容祖儿无愧一个中规中矩的挑战者;第二主打《雾里看花》有着陈小霞(作曲)、施人诚(作词)、徐千秀(编曲)、王治平(制作人)的黄金四人组撑腰,这几乎是近年林宥嘉、田馥甄叱咤风云背后的原班人马了。他们联手贡献出颇为接地气(台湾)的一首作品;吴青峰给出一首《在时间面前》,有着苏打绿标志性的转音,幸好容祖儿没有受到Demo创作者个人特色的影响,成功演绎出了自己的百媚千转。当然,有赞有弹,专辑里头还有不那么顺耳的部分,包括《不好意思我爱你》,来自泽日生与林夕的搭档,一首绵长的曲子却搭上了小清新的歌词,词和曲总感觉没有调和;黄韵玲的《给你》,旋律没问题,只是词作稍逊,影响了歌曲的整体感;蔡健雅《受害者》难度颇高,容祖儿唱得太过用力,太想把音唱准,反而丧失了这首歌曲最重要的节奏部分。

    我们注意到,香港歌手过往在进军国语乐坛时最常见的做法是把粤语作品重新填词再行配唱,但现在几乎已经见不到这种做法了,取而代之的是网罗一班台湾音乐人为后盾,如《MOMENT》的团队实际上便是陈奕迅上两张国语专辑《上五楼的快活》和《?》的精选加强版。但是,台湾音乐人们虽各自身怀绝技,但并不代表他们能够和歌手有足够的默契、为其量体裁衣,挖掘其歌声中最有感染力的部分。这是香港歌手在国语市场老大不掉的通病,是非容祖儿一人之过。考虑到容祖儿国语专辑向来的疲软程度,对于《MOMENT》我们更不能苛责太多。她,真的已经尽力了。

    (刊于今日《南方都市报》)

  • 几个月前,我的太太对我说,唉,偌大个中国,怎么一些新生代的作家都没有!想找几本中国文学来看都不行!

    我理解她说这话的意思。像我们都把《红楼梦》翻烂、还有甲戌本、庚辰本以及一大堆红学书籍的,绝非是完全意义上崇洋媚外的人,但书多读的是译作,也是无奈之事。如果你说余华、苏童、莫言、贾平凹等,他们的作品基本上已成定式,而且都看得七七八八,没有多少值得期待的地方。还有一个问题是,包括陈忠实甚至王安忆等在内,他们的作品是不属于这个时代的,他们笔下的世界,不是公公烧媳妇,就是妹妹炒蒜薹(可能余华稍好一点)。他们的状态可以用顾城的《一代人》概括,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只用它寻找光明。因为除了光明之外,找不到别的了。这是时代的局限性。当然你可以说,优秀的作家在叙述故事的时候能够构筑一个时代的背景,如托尔斯泰等等,但问题是,中国当代文学似乎除了知青、乡土、牛棚之外,就没有别的背景了。

    或者这样说:我们想读一些都市的作品,反映现代中国人心境的作品。中国人现在的心境不是GJM,不是安B,也不是万历、纳兰性德。

    后来樱嫂顺手挑了一本路内的《云中人》。买回家之后,我很快地看完了,还给《音乐时空》写了一个小小的推荐——反倒是她还没来得及去看。这本《云中人》非常好看,且顺着作者的笔,好吧,应该是键盘,我找到了彼此一些共同成长的经历,如对Radiohead的沉迷,在村上春树、王小波书中收到的影响,国有制经济瓦解的厂矿生活区等等,以及路内塑造的纯屌丝形象的主人翁。虽然年纪上我和作者还有一段差距,但至少我能感受到他在书写这个时代。后来,路内还在微博上回我了。没有高高在上的姿态。这是我心目中的新生代作家形象。

    之后我又读到了铁葫芦图书的《代表作:中间代》。这本短篇小说集实际上正正对应我的需求,不论立意、策划、组稿是否和我的出发点一样,但这是一本对位的短篇小说集。

    这里头有十位70后作家的作品。他们是当代文坛的中间代,或者说是成长起来的中坚力量。虽然这是他们自选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并不是编辑的行为(当然编辑或许会有指向性、方向性的要求),但其作品无不展示了新的时代特征。薛忆沩的《出租车司机》很短,许多人包括我在内都曾想象过出租车司机的生活,而薛的笔墨重点在于司机选择离开这个行业的瞬间,作者说故事的方式有点杰克·伦敦的感觉;阿丁的《你进化得太快了》是一个寓言,它像之前看过的一部韩国电影《金氏漂流瓶》,只不过电影里男主角过着原始生活是窝囊且被迫的,而书里则是主动的,男一号对女一号所说的“你进化得太快了”有双重的解读含义;苗炜的《黑夜飞行》之前就已经想读,而这次收录的《星期天早上的远足》讲述的是一个沉浸在意淫世界里的人的故事,女主角迷恋甘斯布、追忆似水年华——这些都是所有向往法国文化的人的必需品,但不同的是作者并没有采用第三人称的方式去叙述意淫女的故事,而是增强了“我”的互动性,成为意淫的一份子。也就是说,“我”自己也享受在这份幻想中,又是一个屌丝形象;路内《四十乌鸦鏖战记》之前已读过,一如他小说中惯用的厂区背景,继续游走于现实和超现实的边缘,反映70后的残酷青春;冯唐的《安阳》令我想起了鲁迅的《铸剑》,以安阳的殷墟出土文物为蓝本,想象了一个史前时代(有文字记载之前的时代)的宫廷故事,结合了盘庚迁都、甲骨文与八卦占卜等,语言简洁有力,极具魔幻主义色彩。作为本书唯一一个不以时下生活为背景的故事,冯唐写出了《故事新编》里的那种阴冷和时代性。阿乙的《先知》或许是这十个故事里面最精彩的。被无数读者和媒体称赞的年青一代最好的小说家,《先知》之前收录于《鸟,看见我了》,但闭塞的我一直没有看过。在《先知》里,阿乙塑造了一个社会最底层的又一个窝囊废,他模仿了这个废物的笔法,用大量的学生腔、屌丝腔如“爱因斯坦发明了电灯”以及一大堆不合时宜的成语,以一封书信打造了这么个人物形象,用“我发明了雨伞的”方法,论证了一个“真理”:人类一切行为只是为了杀时间。我看来,这个故事的重点并不在于结论本身,而在于作者向我们展示社会中的弱者的生存状态和心理状态,在长期的被鄙夷状态下扭曲的心理。但作者对其的态度,既非否定,又非同情,只是展示,且突出了弱者在瞬间爆发的张力。

    对于我来说,《代表作:中间代》有点像一张精选集,类似The Best Of British Invasion,它向我打开了一扇门,告诉我,有什么样的中国当代作家是值得去关注的。它完满地完成了这个任务。我现在就要去追阿乙的书啦。

  • 收到周云蓬的新作《绿皮火车》。以他在韩寒《独唱团》的同名散文为主打,和老周一起沿着铁轨一路周游列国(尽管很多时候他搭乘的或许是飞机了),这本小小集子收录了他近年来发表在报刊杂志上的新作,一经推出便引来众文青追捧。前几天和一广东民谣工作者饭局,聊起老周时,对曰:“现在,作为一名文青,你的包里没有一本《绿皮火车》,都不好意思上街跟人打招呼!”于是我腼腆地从背包里拿出这本书。

    老周在书中说到,借着《独唱团》的超大发行量和超高关注度,许多人知道了周云蓬这个名字,音乐进而似乎成为了他的副业。许多人见到老周,开口便说,我看过你的《绿皮火车》,挺好的,没想到你还会写歌弹吉他呢?这不是什么尴尬的事情。许多媒体约周云蓬写专栏,看重的不仅是他作为民谣盲歌手、“中国的良心”等标签,周云蓬本人的文字水平确实也非常不错。他的风趣、幽默,直来直往,都能让你别开生面。如果说《春天责备》是周云蓬诗人的肯定和作家身份的预热,那么《绿皮火车》则可算是老周作为作家的正式出道作品。我喜欢顺着他的文字,跟着他沿着中国的铁路线一路小跑,从北京南下,到上海,杭州,绍兴,再跨过台湾海峡来到台北,再回到香港,又辗转至大理,他轻快的脚步经常会让你忘却他的视障人士身份。我甚至羡慕他的生活,没有房地产经济的绑架,不受户籍制度的约束,随心而至,背着一把吉他仗剑江湖,乐得悠哉。

    仿佛嬉皮士一般,除了写在各个城市生活、演出的经历,周云蓬还在书中不断流露出对音乐产业及整个民族和社会现状的思考,如他对全国各地音乐节井喷现象的反思,以自身为例对租房子的“蚁族”的描述,谈音乐人如何通过微博、豆瓣做自媒体的推广,谈民营书店的衰败,甚至还大谈刘慈欣的《三体》观后感。在触及人心之阴暗面的时候,他并没有像《中国孩子》那样做苦大仇深的控诉,倒是用俏皮话一笑而过。微博时代,周云蓬、左小祖咒等靠音乐为生的地下歌手纷纷公知化,但这或许是外界的一厢情愿?至少在《绿皮火车》里,老周还是那个老周。黑夜并没有给他一双黑色的眼睛,他依旧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寻找光明。仅此而已。

    (原刊《音乐时空》)

  • 2012-07-14

    痞子另一面

    认识彭浩翔是从《AV女郎》。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很会讲故事;注重细节;生活化;之后看过他其它的片子,彭导知名度也越来越大,《志明与春娇》把他的声望推到最高峰。或许《春娇与志明》的狗尾续貂多少是因为照顾合拍片的设计,但这部片子之后让我对彭的印象急转直下。聪明不代表可以靠着小聪明混吃混喝一辈子。香港金像奖上,他和咪咪同台;曲婉婷签约环球仪式,他也来站台。微博上他的唠叨更是让我果断取消关注。曾经我会认为彭浩翔是被低估的导演,而如今我认为他是被高估的导演。废话了一箩筐,其实只想说,我对《再不相爱就软了》没有任何期待。

    《再不相爱就软了》是彭导之前两本集子重新的整理,但他坦言自己的专栏确实有不少滥竽充数之作,这次重新成集也经过了大幅修订和增删,才过了自己那关。而富二代郑中基也为该书贡献了自己的摄影作品。彭导的写作习惯是:在空隙的时间里对着ipod录下自己想说的话,然后邮件给助理进行整理——原以为这会是很乱七八糟的文字,不料读起来却能体会到彭导的细密文理。于是从此刻起,我会把他当做是作家身份的彭浩翔。彭浩翔谈生活,比卓韵芝、李碧华等纯正港派的无章法小品文逻辑性要强得多,虽然多有“二三事”之类的标题,但每件事都经过精心筛选,故事之间也有着无尽关联。谈电影,他也没有仗势欺人,包括和内地网友关于理直气壮的下载伸手党的反驳,也不厌其烦地有理有据。谈阅读,他提到自己会在出发飞往西班牙之前,带上一本张中晓的《无梦楼随笔》——一个人的书架是他的脑子,没想到他的书架会有这么多典型的中文系读物,且当谈到阅读的时候,他的语言表情是如此严肃。不过我还是不喜欢他一脸色相。正如他书里所说,关于劏蛇,你的联想是什么,很不幸我和他不是同一类人。总而言之,彭浩翔该书的意义,并不在于他让我在某个阅读的瞬间不禁会心一笑,而在于我重新对他焕发信心。这个胖子除了好色、贫嘴之外,内里还是一个有着身后文艺训练的人。

    但转念一想,这本书中的大部分作品都写于2008年左右——那正是我最喜欢他的阶段,还没有被人神化的阶段。如此。

    (另:蛮喜欢彭书中关于博客的描述。其认为写博客就像正式写作前的热身运动。于是,以上文字便是今天我的热身。)

  • 2012-06-29

    五月天经济学

    在“五迷”(五月天歌迷)中流传着这么一句话:2012年,中国的GDP都是“诺亚方舟”拉动的。

    自去年12月起,五月天推出乐队的第八张录音室专辑《第二人生》,“诺亚方舟”巡演也宣告起航,至今已航行近20个班次,覆盖10多个城市,来势之猛烈用“秋风扫落叶”来形容也不过分。只要有巨船碾过的地方,都是当地以及周边地区“五迷”的一片求票声。记得五月天去年的一部电影《追梦3D》里这样一段剧情,为了帮小孙女买到一张五月天的演唱会门票,林雪饰演的父亲四处奔波无门。我曾经蔑视这狗血淋头的编剧,嫌人家极尽夸张之势——但,五月天用事实证明了艺术来源于现实。在坐拥10万观众席的鸟巢体育场,有着犹如巨鲸般的观众吞吐量,五月天却只用了三分钟时间就宣告20万门票售罄。这十万名观众似乎是抢票战场上的凯旋者,在他们背后还有更多空手而回哭喊着要加场的歌迷。加场顺应事势的到来,又一个十万诞生。两场票房共收约7500万元人民币。五月天去北京跑通告的时候说道:“我们本来打算来吆喝卖票的,谁知道一下子票就卖完了,这么说我们是可以休息回家了吗?”

    “诺亚方舟”就此成为庞大的吸金机器,让主办方盆满钵满,让舞台设备厂商马不停蹄,让交通运输业开足马力,让酒店业门庭大开,甚至让场馆门口卖蓝色荧光棒的大叔大婶一晚就挣来了一个月的饭钱。你知道,光是鸟巢开唱,就动用了8970片LED荧幕、2066万颗LED灯泡,在LED产能过剩的低迷行情下是一个怎样鼓舞人心的订单。

    在传统实体唱片业中,五月天的专辑一直都是长盛不衰的长销品。他不像别的偶像歌手那样,发片期一过,CD就成为库存里的粗大垃圾,五月天第一张同名创作专辑至今依然每月都保持着巨大的出货量。而《第二人生》同样继续刷新着纪录,无论是在电商亚马逊,还是实体唱片店如西单图书大厦、四川新华、厦门天地等,均出现了《第二人生》“末日版”“明日版”两个版本同时占据了销量排行榜榜首的局面,且遥遥领先其他歌手专辑的销售情况。他们一如既往地拉动了颓靡的末世唱片工业的GDP,同时也不断地用演唱会拉动着其他相关产业,并衍生了极具特色的“五月天主题旅游业”。在香港的红馆体育场,每年的5月都是五月天的天下,今年一连六场的“诺亚方舟”巡演,场场爆满,创下一个亿票房。我和妻子在亲临演唱会现场的途中,从罗湖过关开始,不断地见到迷妹们与我插身而过;在酒店Check In时,身边围着的同样全都是来看“诺亚方舟”的歌迷。从他们的旅行箱上的标签来看,许多都是刚下飞机的歌迷,但风尘仆仆的脸上依然难掩兴奋的光芒;在演唱会开始之前,红馆周边的快餐店也同样被蜂拥的“五迷”们占据了,你甚至找不到一个空着的座位;演唱会的第二天,我们漫步在香港岛街头,同样随处见到“五迷”。我们亲身体验着五月天是怎样拉动了差旅、住宿、饮食、观光、购物等旅游综合产业,看他们的忠实粉丝是怎样不谓旅途艰险,飞蛾扑火般地尽可能投入到每一场演唱会当中。由此,不得不说,像“真旅网”这样把机票、酒店、演唱会门票捆绑销售的主题旅游网站真是一个Good Idea,难怪他们直接找五月天代言呢,精准营销嘛!

    慢着,你问我为什么能一眼分辨出哪些是五月天的迷弟迷妹们?当然啦,你没见他们都穿着五月天演唱会周边T恤、主唱阿信主理潮牌“Stayreal”吗?我们在红馆外头,看到了大排长龙购买演唱会周边的人们,而摆摊的也有“相信音乐”、阿信的“Stayreal”以及鼓手冠佑的“Drumming”三家,其中以阿信的“Stayreal”最为畅销。2007年,大学时主修设计专业的阿信与高中同学、同时也是台湾著名设计师的不二良一起联手创办了潮牌“Stayreal”,刚开始只是在五月天演唱会进行寄卖,后来开始独立运营,有了自己的店面,并把分店开到了台北、高雄、东京、香港、上海等各地,甚至开开辟了自己的咖啡馆。近年来每次到香港,我都会去海港中心或朗豪坊的“Stayreal”去转一下。在五月天的红馆演唱会上,到场的一万多名观众几乎每个人都身上穿着、手里拿着“Stayreal”的T恤,有的人甚至武装到了背包、帽子,这已经成为了五月天歌迷的标配。不说具体的营业额如何,就说前几天,“Stayreal”的淘宝店清库存秒杀,5000多件商品在2分钟内全部被扫光,而这秒杀活动没有任何宣传造势,只是微博上告之而已。同时我们也发现,在淘宝上“Stayreal”的高仿假货已经泛滥成市,有的店家已经到了皇冠的级别。有“五迷”告诉我,他们学校小卖部也有假货的“Stayreal”在卖了。这是什么境相啊!

    至于在五月天感染下跑去买吉他、买设备组乐队的年轻人我就不多说了。我在视频网站上发现了一位香港的五月天歌迷,他把五月天出道至今每一首歌的吉他都扒了下来,录制了每一首的Guitar Cover。从视频来看,这位“五迷”显然是一个富二代,否则他不会有这么多Gibson、Fender的琴,他几乎是把五月天弹过的吉他都买下来了——对了,他每次上镜都穿不同的“Stayreal”。(附赠此人的土豆页面:http://www.tudou.com/home/item_u69207162s0p1.html

    此外,台湾版G+因为五月天的代言用户剧增;在线试听网站KKBOX因为阿信和吉他手怪兽的驻点打歌导致服务器被刷爆。这些事情真的数不胜数。

    综上所述,你同意五月天是2012年度GDP推动者的说法么?

    (原刊于最新一期《名汇》杂志。或有略修改。)

  • 2012年6月18日。广州,恒大地产在经过几十轮的竞价后,耗资13.22亿元拍下了天河区珠江新城一地块,广州新地王诞生。几个小时后,北京,恒大音乐举办了盛大的启动仪式,宋柯任董事总经理,高晓松则出任董事音乐总监。于是,整个音乐产业颤抖了,所有的聚光灯都聚焦在恒大身上。恒大,真的来了。

    作为中国举足轻重的房地产大亨,恒大和许家印被大家所熟知,要多亏“广州恒大足球俱乐部”的功劳。时间追溯到2010年,恒大地产集团以一亿元买断广州足球俱乐部全部股权,更名为“广州恒大”,当年即获得中甲联赛冠军;2011年,球队获得中超联赛冠军,是中国足球联赛史上首支在升上顶级联赛第一年就勇夺冠军的球队,即“凯泽斯劳滕奇迹”。随后,俱乐部招兵买马,把巴西甲级联赛最佳球员孔卡收入帐下;接下来又有多特蒙德的巴拉圭前锋巴里奥斯的加盟,这是首位效力于欧洲四大联赛中的当打球员加盟中超;2012年5月,顶着世界杯冠军光环的意大利传奇教头“银狐”里皮宣布出任恒大主帅;而当下恒大已杀入了亚冠联赛四分之一决赛。刚开始的时候,恒大刚入主足球,大家嘲笑“恒大要签下小罗”等说法,而恒大果断的行动力让嘲笑者闭上了嘴巴;当大家转过头来质疑恒大“金元攻势”能持续多久的时候,许家印宣布恒大与皇马的十年树人足球英才计划启动,又是一片鸦雀无声;球市说明一切,当年越秀山几千号人稀稀落落地看球的情景早已一去不复返,当下每逢比赛日,天河体育中心(恒大主场)四万人的位子座无虚席,多次刷新国内足球联赛上座率,从而也拉动了比赛日周边的消费,让天河商圈产生了“恒大效应”。有了这样成功的案例,恒大大举宣布进军音乐市场,能不让人期待吗?

    恒大的两位主理宋柯和高晓松不仅是多年合作无间的老搭档,更是中国音乐产业中最洞悉游戏规则的人。正如宋柯在发布会上所说,音乐公司最核心的价值在于版权。许多人提到唱片公司,首先会问,这个公司有什么艺人?但艺人只是公司的一个牌面,且如高晓松所说,“艺人经纪是毒药,经纪与唱片本来就是矛盾的,公司做艺人做久了更会有矛盾”。歌手艺人归根到底还是一种资源,而这种资源是具有流动性和不确定性的,但版权不然。如EMI,在举世闻名的Abbey Road录音室里,为EMI留下了多少流芳后世的、像披头四(的歌曲)那样的不动产?因此,恒大音乐在筹备的最初,首先便拿下了3500首优质的词曲版权,“一开始就是内地拥有版权最多的公司”。在基于这些优质版权之下,恒大持续且熟练的资本收购运作和高水准的运营下,整个音乐制作、词曲创作、数位音乐相关、SP和CP业务相关,才有了充足的底气。从这点上,恒大音乐走得非常扎实,值得信赖。

    无论如何,艺人都是一个唱片公司的门面。恒大表示汪峰、韩庚、方大同几乎都可确认会进行演唱会筹备。之前所说,单纯地为歌手做音乐是没有盈利的,只有通过歌手这个身份得到了认同、由此衍生的经纪部分才会有商业价值,而恒大随之启动的“恒大星光”演唱会则是把这个价值最大化的一个解决方案。恒大音乐计划近年内要办近百场演唱会,这是在吹牛吗?当然不是。首先,作为恒大地产集团下的一部分,恒大音乐本身已经具备了优质的客户资源,恒大自己本身就是客户,也就是我们说的从左边的口袋进入右边的口袋;而在恒大地产之前的运作中,大量的广告资源积累能够分摊演唱会巨额制作费的成本风险;我们不要忘了恒大地产的产业链条不仅在京上广,还有大量的全国二三线城市,恒大集团的local落地执行力是毋庸置疑的,和当地政府乃至文化机构的沟通也是紧密的,这也为整个演唱会链条提供了重要的保证;更不用说媒体渠道、宣传渠道了。当然,恒大音乐背后或许还有一个终极的目标:直接取得演出场馆的经营权,构筑一个最坚固的商业/演出地产链条,一举成为中国的Live Nation。

    我们知道,Live Nation作为世界当今最大的演唱会策划公司,在包括美国在内全世界各地拥有超过100个演出场馆,每年策划的演唱会超过3000个,旗下签约有麦当娜、U2等极具号召力的艺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恒大似乎是在朝着Live Nation的道路上走着。或许艺人并不是最重要的,只需要在几组具有绝对性号召力的艺人的旗帜下,号召更多的其他艺人加盟,或采用更为宽松的合作条款最大程度地整合资源,快速地膨胀并达到业内领军水平。这对于恒大的积累来说,我持乐观的态度。

    实际上,当数位音乐不可避免地成为音乐传播最重要的媒介、而国人版权意识和国内相关部门不作为的现状下,传统的只关注音乐制作的唱片业早已不适合时代,多功能、多渠道的音乐行销服务公司是现在国内各唱片公司不约而同的转型选择。如海蝶音乐,他们算是国内转型较早的唱片公司,从单纯的音乐制作、发行,转变成当下艺人培训、音乐制作、新媒体、内容营销等一系列产业化的模式,尤其是艺人培训这块,做得有声有色。而国内另一家传统的实体唱片发行巨擘星外星也在近年开始涉足音乐制作、数位音乐及其他全平台的行销服务。可以说,音乐产业走到最终,各家各派都是殊途同归的。但在这其中,我会无条件看好恒大音乐。首先我佩服的是他们的勇气和决断力,和当年中国足球最低迷的时候入主广州恒大一样,现在他们选择了音乐产业最低谷的时候进行了抄底。其次,在整个音乐行业盈利模式差异化不大的情况下,许家印在过往的日子里赋予整个恒大的超强的资源整合能力、公司团队上下的超强执行力、对资本运作的娴熟程度,也是确保恒大能够在这场比拼中胜出的最大筹码;再其次,有了广州恒大的运营经验,恒大集团一定懂得如何去面对一个人民群众普遍文化生活精神需求,无论是足球还是音乐,都能够在其中获得了无价的品牌价值,并和房地产主业无缝结合。

    还记得孔卡刚到广州的时候,住在距离恒大训练场不远的酒店里——当然,这也是恒大投资的酒店;孔卡高呼,“我第一次住服务这么好的酒店!”我们能否期待,在不远的日子里,我们会看完“恒大星光”回来的路上,高呼,“这是我看过最好的演唱会!还有场馆!”

  • 如果音乐的世界里也有高富帅和屌丝之分,那么早年的Radiohead一定是屌丝们的挚爱——是的,必须是早年,因为《In Rainbow》是屌丝之流完全没办法欣赏的。而Radiohead的《Creep》则毫无疑问地成为一首让全世界屌丝们紧密团结在马赛曲。就拿我本人为例,在20岁的时候,无数次沉浸在歌中自恋自卑自怨自艾的精神躯壳里。路内的最新长篇小说《云中人》便是从《Creep》说起。

    表面上看,《云中人》是一个描述小镇青年大学生活的“青春小说”(当然我知道这个标签是错误的),以“我”为叙述主体,用校园里的“敲头案”为楔子,由许多记忆的碎片串起,情节不紧不慢地推进,“我”身边的朋友、敌人、路人等形象也丰满了起来;作者为增加戏剧性,故事融入了暴力、凶杀的元素,也由此增添了一些悬疑色彩;同时,路内还加入了当下时髦的超现实主义手法,通过关于梦境二次元的描写,使得小说进入了多声部的状态。总体来说,这是一部非常好读的作品。

    在阅读《云中人》的过程中,我不难读出了一些大家的痕迹:如余华《细雨中的呼喊》,在不动声色之下述说一个残酷故事的语调;如村上春树《挪威的森林》,主人公多是卢瑟形象,浑浑噩噩的生活,却听一些流行歌之外的音乐,和不同的女生做爱;至于书中关于强拆的一段武斗,我甚至隐隐看出了王小波的影子。路内经常会表现出嬉皮笑脸的二流子做派,实话实说,我也并不喜欢他在行文里要用这么多的,像“有源音箱”“尖货”“蓝屏”“Bug”等半术语——这会让我把他跟网络文学、大学生文学联系在一起。但不可否认的是路内有着优秀作家所必备的一种能力,也正因为这一种能力使得他在新生代作家中备受好评:他的作品悄无声息地勾勒出某个时代切片下的人和事;他用极端的方式还原了风光了一阵子但最终注定走入死亡的咖啡店,他用一个接一个的故事塑造了我们每个人都不会陌生的黑网吧、阴冷且灰暗但又不可或缺的便利店,他用夸张的方式(可能并不夸张,无经验)表现了洗脚房的完整产业链,他还另辟蹊径地表现在传统国有制经济体制瓦解、工厂纷纷倒闭、父母皆下岗的大潮下,在这样阴影笼罩下成长的孩子的心理状态。他表现了在世纪之交的那一群大学生的状态,放浪形骸,精神上则是坍塌得只剩一片瓦砾。他在《云中人》里创造了“乳沟时代”的定义,并总结归纳出一类“按键人”,这些都让人拍案叫绝。即使是到了小说结束,他仅有一次地蜻蜓点水暗示“云中人”的意义,但“我”的屌丝形象也足以深入人心。每一个伟大的作家均能够通过自己的笔,通过微不足道的“我”准确地再现自己所处的时代洪流,路内至少在某个层面做到了,而且他还试图通过这本小说对填补并完善自己“70后”的精神世界。这些都是《云中人》的野心,就看读者是否能体会了。

    (原刊于《音乐时空》。有删减。这是完整版。)

  • 如果你常看7pm到7点30pm的TVB,在香港电台制作的关于民生、本土文化的节目里,讲述香港回归后对内地愈发依赖的方方面面,绝不会陌生。在这些专题片里面,从抢奶粉,抢床位,到被内地客推到水涨船高的香港岛铺租等,每次在结论都是:这是一把双刃剑。

    几年前的时候,我还是一个土鳖(当然现在也是),第一次去香港,拿着一个汉堡边吃边在地铁里坐下;后觉得有点儿不对劲,忽然看到顶上明文规定:在地铁内进食罚款2000元。我吓得在5秒钟之内咽下了这个汉堡。

    我并没有看过香港地铁中的骂战视频,也没有看过孔庆东大侠如何脑残,这些细节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公交设备中进食,本身就是一个不合常理的事情。你不嫌脏,我还嫌你吃的鱼蛋、包子的刺激性气味呢。当然,我不止一次在早高峰期间看到广州的BRT快速公交、地铁里,看到手持掺水豆浆、死猪肉剁馅的小笼包、转基因玉米的民工们大无畏地挤入人群里。许多人只需要寻找到一个立锥之地,与另一位素未平生的路人甲面对面挨着不足5cm就开吃,我也不止一次见到因为一条玉米发生的口角及进而升级的拳脚争斗。

    有的内地网民说,大陆并没有地铁禁食等相关规定,我请你们抬头看看,到底有没有。几年前的又一个时候,我还是一个愤青(当然现在也是),在广州的地铁里,一位父亲正鼓励着儿子利用地铁内悬吊的扶手练习吊环。我走过去,告诉他,请看看你头上的标致,地铁内禁止进食、仰卧、打闹,以及——悬吊。请制止你的儿子。于是这位父亲竟然跟我吵了起来。最后,我把他骂下车了。当然,当年我留着长发,一口一个脏话,估计还背着吉他,一副二流子的标准装扮,还是有一定的震慑作用的。

    于是,关于香港地铁骂战便引致关于香港人歧视内地人的话题。首先不论某些无知媒体的造谣,在当地法规、法律以及合情合理的常识范畴里,地铁禁食没有任何值得非议的地方,别说是内地人,霓虹人冰岛人也一视同仁。但我敢说,“地铁内禁食,违者罚款2000元”这一规定显然是“针对”内地人没错,只有内地人(包括曾经“土鳖”的我)才会做出这种“不可思议”的举措,公交系统内禁食对于霓虹人冰岛人应该是常识。而如之前所说,我曾制止过的那位教儿子在地铁内练吊环的父亲,本身也是一位操着普通话的“外地人”,也就是广州人眼中的“北佬”、“捞佬”、“捞头”。在我的印象流脑袋里,地铁内进食、仰卧、打闹的大部分都是“外地人”。只不过,有多人能够站出来,严厉地制止这些行径。

    我承认自己很自私。制止练吊环的小孩是因为他的动作不过关,举起的双脚频频踢到我了;以前每次坐绿皮火车,我总是制止嗅觉范围内的每一个在车厢吸烟的人,因为我要保护自己的肺;我仇视在公交内进食的人,是因为这种情景会让我反胃。我很自私,但我不否认自己的自私和大众及公共利益是吻合的。这其实就是日本文化中,每个人都竭尽全力尽量不要影响到他人的自律。因此,日本的地铁里不仅没有人进食,甚至没有人会在车厢内打电话——这些都是不道德的,不体面的。

    当我第一次去香港的时候,当我还是土鳖的时候,铜锣湾、尖沙咀不是现在这样的。而上一次我走在尖沙咀的街头,除了一如既往的活体表演,我发现,内地人的身影已经充斥着大街小巷的每一个角落。每一家sasa、卓悦里头,销货员都操着虽然蹩脚但对于他们已经非常好的普通话,耐心地解答着每一个内地旅客的询问;在皇后大道中、半山脚下的一家茶餐厅里,我们的一个朋友用字正腔圆的普通话呼唤服务员,事后并小声地跟我们说:“不懂普通话?叫你们老板出来!竟然不懂普通话!”当然,我的这位朋友是一位非常有学识、有修养的优雅金领兼文化人,这句话只是为了说明:香港对内地的经济依赖到底到了怎样的程度。

    但是,经济依赖并不代表着一切。你可以去香港的奢侈品店里买光所有限量版的Gucci、LV,但请别禁止别的游客把无意中帮你们拍照留念;请师奶们别去粉岭、上水的药妆店里把奶粉都扫光(而且还要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地寻找各种法门扫货);请所有游客们别往维多利亚港里吐痰,别在尖沙咀里推手丢垃圾;请孕妇们、奶奶们别排队把每个公立私立医院妇产科的床位霸占掉(两年前听说是十万搞定,不知道现在是多少钱了)。于是,当你们遭到了“蝗虫”的称呼的时候,请处之泰然。我找不到任何词汇比“蝗虫”更传神了——爱凑热闹,一窝蜂,群体性,怕吃亏。更别说什么内地为香港供水供粮,香港人才是蝗虫这种话了。你去7-11买一块泡面,付了钱,但你能否责备收银员拒绝跟你来一炮(原谅我一时之间找不到其他的比喻了)?

    在微博上,我看到有香港的有识之士这样说到:“中国大陆有许多为人权和自由沉思或争取的人,有许多艺术家、记者、知识份子,他们的书读得比香港许多学者多,见识更广,他们是一群勇敢的人。他们不会在广东道付钞买LV,而是为尊严付出自由和生命,他们没有双非婴可以来香港抢生,但如果得到足够的声援,他们孕育出来的……一个更合理的新中国。这些人为数甚众,他们也追求自由、品味、维护正体字和广东方言,他们不是蝗虫。香港人大骂蝗虫种种劣行,愤慨莫名,是合理的,但不是十三亿皆蝗虫,你在广东道铜锣湾看到的,不代表整个国家。这是香港网民在龙年必须学会成熟和理智的一课。

    可我想对这位先生说:你在广东道铜锣湾看到的,确实不代表整个国家,只是代表了这个国家的99.9%的人。就是这样绝望。

  • 2012-01-17

    张艺谋,够了

    不得不说,《金陵十三钗》对于我是一个极度糟糕的观影体验。

    首先,我是严歌苓的忠实读者。当然这并不代表我是那种不分青红皂白的原著党,因为有的影片,即使你没看过原著,你也会发出这样的臆断:这*和谐*的毁了一个多好的故事啊!

    平心而论,《金陵十三钗》肯定不是严歌苓最好的作品,甚至算不上是她的优秀作品之列,但它却是很适合用来作中国当代大片的脚本:百试不爽的抗日背景,集暴力、民族仇恨、性虐待之精华于一体的南京大屠杀,尤其是戏中的矛盾冲突更围绕着处女和妓女这两种对立群体而产生。这些都是吸引人们走进院线的理由。作为商业大片,这些都没有错,但问题是:当你为了商业利益而扭曲了作者本意,把原著中最核心的部分抛到一边,却为讨好观众(注意,迎合中国观众的仇日心理,也是讨好的一部分)意淫了一大堆莫名其妙的情节,这就让人相当恶心了。

    让我们把时光追溯到《唐山大地震》。冯小刚夸下海口,说这部片要冲破四亿票房,而他的自信来源于大众对唐山大地震直到近年的汶川大地震的伤痕记忆。尽管我同样没有看过张翎的原作《余震》,但我不是白痴,不难猜到原著想表达的重点是什么——无论是什么,都不会是那花了30分钟比重的重现当年地震的特技场景。严歌苓的《金陵十三钗》也如此。这是一本表现人性的小说,只不过是设计了一个大众“喜闻乐见”的戏剧化舞台,可表现的内容和严歌苓的一向关注是一脉相承的。

    书中有这么一段:“书娟想,原来恐怖不止于强暴本身,而在于强暴者面前,女人们无贵无贱,一律平等。对于强暴者,知羞耻者和不知道羞耻者全是一样的;那最圣洁的和最肮脏的女性私处,都被一视同仁,同样受刑。她突然更加仇恨这些窑姐:她们幸灾乐祸的正是强暴抹除了贵贱之分。”

    还有一段:“他(英格曼神甫)将要说的和做的太残忍了,为了保护一些生命,他必得牺牲另一些生命。那些生命之所以被牺牲,是因为她们不够纯,是次一等的生命,不值得收到他英格曼的保护,不值得受到他的教堂和他的上帝的保护。他被迫做出这个选择,把不太纯的、次一等的生命择出来,奉上牺牲祭台,以保有那更纯的、更值得保存的生命。是这么回事吗?在上帝面前,他有这样的生死选择权,替上帝作出优和劣的抉择?”

    显然,以上文字是全书所要表述的内容。严歌苓时而用书娟的身份,时而用英格曼神甫的口吻,用一种半全能的视角来叙述这个故事。当最后抛出这选择的时候,她用书中人物玉墨的主动献身解决了这个道德问题。当然这很巧妙。如上所述,这只是一个传奇而已。包装下的内核是一样的。

    但张艺谋,请问你做了些什么?冒牌的英格曼神甫以及之后的那场床戏不说,要的要的;对豆蔻的那一段当然不能错过了,这暴力兼情色的场面怎能错过呢,要的要的。可李教官长达一个小时的与日本士兵的狙击战,这是什么回事?原著里对“战斗场面”只字不提,作为商业元素加入可以,但是否需要如此浓墨重彩?为什么一再地需要在影片里面渲染仇日元素?说了多少遍了,这只是一个故事背景,这是一场战争,要表现战争下人性的光辉,不一定就非得渲染战争的残暴,同时掺和这么多的狭隘民族情绪在里头。

    影片的后半部分较为完整地展现了严歌苓原著中的情感。但,原著中书娟的视角,内心独白之类没有很好地表现出来。对于大部分的入场观众来说,《金陵十三钗》留给他们的不过又是关于南京大屠杀这个历史背景下的小小注脚而已,根本无暇思考这背后的关于生命之贵贱等罢——这不是本末倒置么。

    中国的导演们,你们真的够了。陆川大导演,你够了。冯小刚,你够了。张艺谋,你也够了。

    幸好金球奖没你,评审团不是瞎的。

     

    PS. 请霓虹国停止对天朝的oda吧。停了吗到底现在。